危机，可能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最有辩证思维的词汇。
危机，是既有危险又有机会的时刻，是测试决策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考题，也是事物发展的转折点。
危机，就是问题。问题解决得好，危险变成机会；问题解决得不好，机会变成危险。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更要具有深厚的问题意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探索中提出问题，以历史勇气直面问题，以责任担当研究问题，以政治智慧回答问题，以实干精神解决问题。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强调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以问题倒逼改革，成为他执政的鲜明风格。
2013年11月，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中央委员会作说明时指出，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和问题是什么？
研读大量资料不难发现，如何避免落入“两大陷阱”，是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当前最为重大的问题关切。
“两大陷阱”，对内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所谓“拉美陷阱”，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停滞；对外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冲突，最后两败俱伤。
这两大陷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危险，也是中国实现大国雄心的最大考题。
但换个角度看，成功规避这两大陷阱，也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机遇。一旦成功，中国将顺利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将拥有比较和谐的外部环境，中国梦也将因此步入收获期。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的魔咒吗？
何为“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谈到为何使用这一概念，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霍米·哈拉斯撰文表示，当时世界银行发现，对于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还没有便于传播的发展战略。“经济决策者开始思考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所需的经济增长来自何处。”
世界范围的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中低等收入国家是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中高等收入国家是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则超过10065美元。
时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曾在《人民日报》撰文介绍说，陷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金立群介绍说，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些国家甚至深陷其中长达60余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与此相对的是，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就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被称作“东亚奇迹”。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等人的测算，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打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除去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经济腾飞的老牌工业强国日本和海湾、中亚石油国家，实际上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换句话说，世界上尚没有一个上亿人口的经济体成功跳脱这一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陷阱，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转型的陷阱”，是一种全方位的转型阵痛期。中国清华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认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后，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警惕陷入“转型陷阱”。他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即为“转型陷阱”。它主要指的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会阻止进一步的变革，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中国《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这些充分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单一性问题，也不是纯经济问题，而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在内的综合性转型难题。
从中国国内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约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过13亿人的大国如此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关口，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模式转型。
尽管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增长持续回落、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化乱象丛生、就业压力持续、反腐败形势严峻、公共服务短板突出、社会维稳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却现实存在。世界上体量较大的经济体，连自然禀赋极佳的巴西、阿根廷都仍然深陷泥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突出重围绝非易事。习近平领导的执政团队“压力山大”，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不过，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也只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能否打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实际上就是用改革与危机赛跑，改革如期成功，则中国进入高收入较发达国家行列；改革停滞不前，则中国将深陷萧条与动荡的泥坑，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仅靠单方面善意是不够的
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执政团队任务更重，现实挑战性更强。
挪威国防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荣英格早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初就指出，与以前相比，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应对繁重的发展任务，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安抚邻国来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还得避免地区危机甚至大国对抗”。
确实如其所言，对习近平而言，不仅国内改革发展步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一种现实考验。
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中国经济实力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登上世界亚军的位置，也标志着中国的大国地位正在快速上升。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该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
当时，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
针对这种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至此，“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议题。
